內需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動力和穩定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關系我國長遠發展和長治久安。”《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中多篇著作都對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構建完整內需體系作出深刻論述。習近平總書記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中指出：“我國對世界的吸引力依賴于巨大的國內市場，我國經濟動力也源于巨大的國內市場”；在《關于構建新發展格局》中指出：“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這是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增強國內大循環主體地位的重要基礎”；在《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中指出：“擴大內需并不是應對金融風險和外部沖擊的一時之策，也不是要搞大水漫灌，更不是只加大政府投入力度，而是要根據我國經濟發展實際情況，建立起擴大內需的有效制度，釋放內需潛力，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加強需求側管理，擴大居民消費，提升消費層次，使建設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成為一個可持續的歷史過程”；等等。這些重要論述，充分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對國際國內形勢的深刻洞察和對我國發展大勢的科學研判。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既是應對外部環境深刻變化、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必然選擇，也是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關鍵舉措。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部署2025年重點任務時強調“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我們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構建完整內需體系的重要論述，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以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協同發力，為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加快構建完整內需體系夯實基礎。

構建完整內需體系才能有效應對外部風險挑戰，為促進經濟循環提供關鍵支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緊抓經濟全球化發展機遇，持續深化對外開放，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形成了門類齊全、配套完整的產業體系，外貿規模不斷擴大，成為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的關鍵環節。在這一過程中，我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綜合國力大幅躍升，人民生活水平穩步提升，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局部沖突和動蕩頻發，全球性問題加劇，世界經濟增長不平衡不確定性增大，部分國家“筑墻設限”，內顧傾向明顯上升。我國面臨的外部打壓遏制不斷升級，外貿不確定性顯著上升，外部需求或將呈收縮趨勢。面對復雜嚴峻的外部環境，必須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構建完整內需體系，以自身的穩定發展有效應對外部風險挑戰。

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構建新發展格局》中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堅持實施擴大內需戰略，使發展更多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拉動。”近年來，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大幅下降，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多個年份超過百分之百。也要看到，受多方面因素影響，當前我國內需拉動作用尚未充分發揮，國內需求增長仍面臨諸多制約。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居民的個性化多樣化消費需求尚未得到充分有效滿足。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發展要求和發展條件都呈現新特征，特別是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總體上已經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個性化、多樣化、高品質的消費需求日益增長，需要充分發揮創新的第一動力作用，以高質量供給創造引領新需求，促進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實現動態平衡。二是經濟回升向好基礎尚不穩固。這主要體現在群眾就業增收面臨壓力，企業經營壓力和賬款拖欠問題依然存在，居民收入預期不穩，制約了居民消費能力提升。三是資源要素流動不暢。一些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制約內需潛力釋放，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較大，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也有待進一步健全，民生保障短板尚未補齊，抑制了居民消費意愿的持續釋放。這導致我國經濟循環不暢，國內大循環動力不足。

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構建完整內需體系，能夠為促進經濟循環提供關鍵支撐，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更多依托國內市場實現良性循環，更好吸引全球資源要素。這既是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有力舉措，有利于更好滿足國內需求；又是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必然選擇和促進我國長遠發展、長治久安的戰略決策，有利于提升我國產業技術發展水平，形成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構建完整內需體系符合我國經濟發展的潛在優勢

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化對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的認識》中指出：“未來一個時期，國內市場主導國民經濟循環特征會更加明顯，經濟增長的內需潛力會不斷釋放。”我國構建完整內需體系擁有堅實基礎，蘊含巨大潛力，具備諸多有利條件和獨特優勢。

擁有超大規模市場的顯著優勢，消費市場還在不斷成長壯大。14億多人口構成了龐大的消費基礎，其中超過4億的中等收入群體正持續擴大，已成為拉動內需、推動消費升級的中堅力量。同時，我國幅員遼闊、區域多樣、城鄉市場潛力巨大，擁有全球最完整的產業體系和豐富的消費品類，為提升商品和服務供給質量創造了廣闊空間，也為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提供了堅實基礎。大國的規模優勢使我國具備構建完整內需體系的現實基礎和長期潛力，從而可依托強大國內循環，著力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將我國打造成為國際高端要素資源的“引力場”，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為消費不斷注入新動能。近年來，得益于我國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加快推進，5G網絡、千兆光網等信息網絡規模化部署，數字技術與消費場景深度融合，新型消費快速增長，釋放出強勁活力。線上線下消費加快融合，實物商品消費和服務消費不斷拓展邊界，直播電商、社交購物等新業態層出不窮，消費模式持續迭代升級。數字經濟向更廣領域更深層次拓展，消費渠道更加多元，消費供給更加高效，消費體驗更加便捷，廣大消費者的參與度、獲得感顯著提升。可以預見，數字技術的持續創新將為釋放消費潛力、擴大內需空間、構建完整內需體系提供強大支撐。

產業深度轉型升級，為內需潛力釋放提供堅實支撐。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的背景下，我國聚焦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統籌推進傳統產業升級、新興產業壯大、未來產業培育，推動先進制造業集群化發展。圍繞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科技、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裝備等方向，一批具備引領力的創新型產業加快成長，不斷提升高質量供給能力。技術進步加快應用落地，生產要素質量和配置水平顯著提升，制造端與消費端協同銜接更為高效，使產品和服務更精準契合個性化、多層次、多樣化的市場需求。同時，我國將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既能有力促進國內需求持續增長，也能顯著提升供給體系對市場需求的適配能力，為構建完整內需體系、實現更高水平供需良性循環奠定堅實基礎。

構建完整內需體系需依托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協同發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強調的擴大內需，并不只是擴大政府公共支出，必須在合理引導消費、儲蓄、投資等方面進行有效制度安排。”消費潛力的釋放并非自發實現，而是有賴于科學有效的制度安排予以引導，更離不開財政、金融等宏觀政策的協同發力、有為調控。

發揮好財政政策的總量和結構雙重功能。在總量上，強化財政總量調控能夠有效提振市場信心、穩定社會預期，為穩增長、擴內需提供堅實支撐。在結構上，確保財政資源精準投向有助于促進消費、改善民生和增強經濟韌性的重點領域。在習近平經濟思想指引下，我國統籌安排財政收入、政府債券等各類財政資金，提高赤字率，合理擴大財政支出規模，保持必要的財政支出強度；加大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力度，擴大超長期特別國債和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發行規模，提升財政政策的逆周期調節能力。聚焦基本民生保障，加大對地方一般性轉移支付力度，兜牢“三保”底線，向困難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傾斜；扎實推進“兩重”建設，加力支持“兩新”工作，積極擴大有效投資，用好超長期特別國債和地方政府專項債，發揮財政引導作用，帶動社會資本參與新型基礎設施和重點領域建設，加大對設備更新和新產品規模化應用的支持力度，推動消費品以舊換新，釋放消費潛力。此外，還要通過用足用好穩崗返還、稅費減免、就業補貼等政策，促進更充分、更高質量就業；健全基本養老、基本醫療保險籌資和待遇合理調整機制，逐步提高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基礎養老金；穩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水平，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進一步理順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發揮實效，離不開中央的頂層設計和地方的有效落實。在習近平經濟思想指引下，我國進一步理順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增強地方財政政策落實效能和執行能力，為穩消費、促發展提供有力支撐。一是增加地方自主財力。拓展地方稅源，適當擴大地方稅收管理權限，合理擴大專項債券支持范圍，適當擴大用作資本金的領域、規模、比例；規范非稅收入管理，下沉部分非稅收入管理權限，由地方結合實際差別化管理；適當加強中央事權、提高中央財政支出比例，不得違規要求地方配套資金。二是完善轉移支付制度。清理規范專項轉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轉移支付；進一步完善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提升市縣財力同事權相匹配的程度；建立促進高質量發展轉移支付激勵約束機制，引導地方更好服務大局、推動發展。三是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推進消費稅征收環節后移并穩步下劃地方，完善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和抵扣鏈條，優化共享稅分享比例；統籌考慮將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為地方附加稅，授權地方在一定幅度內確定具體適用稅率，提升地方稅收自主性和可持續性。四是強化風險防控機制。完善政府債務管理制度，建立全口徑地方債務監測監管體系和防范化解隱性債務風險長效機制，統籌推動地方融資平臺改革轉型，規范舉債行為，守住風險底線。

推動財政與金融協同發力。財政政策是“輸血”，金融政策是“活血”，財政政策通過稅收、補貼、政府支出等方式直接提高居民收入，而金融政策則通過降低利率、優化信貸結構等方式，為企業和居民提供更多資金支持。在習近平經濟思想指引下，我國健全財政、貨幣、就業等政策協同和傳導落實機制，推進財政、金融政策聯動，更好發揮金融對擴大內需的支持作用，推動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總量調節基礎上的結構性協同，加大對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精準支持；強化財政資金引導功能，合理引導金融資源更多投向科技創新、生態環保、基礎設施、綠色轉型等關鍵領域，完善對民營企業、小微企業、制造業等的融資支持政策，形成財政金融政策合力，提升政策精準性和傳導效率，為提振消費創造有利條件。進一步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加快完善中央銀行制度，完善利率形成和傳導機制，落實無還本續貸政策，強化融資增信和風險分擔等支持措施，提升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健全投資和融資相協調的資本市場功能，不斷增強資本市場內生動力和發展韌性；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提振信心、改善預期，促進消費和擴大有效需求。持續完善金融監管體系，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健全宏觀審慎管理框架，強化市場預期引導，穩妥推進中小金融機構改革和風險化解；依法依規加強信用信息歸集和共享，提升信用服務水平，切實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營造安全穩定、預期清晰的金融環境，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支撐。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研究中心）

《 人民日報 》（ 2025年04月07日 09 版）